张维迎 出生于陕西一个农民家庭，性格直爽，开口无忌。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成名甚早，且一向以其对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鼓吹而闻名。
林毅夫 出生于台湾宜兰县，是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的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什么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
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林毅夫强调，虽然一些具体的产品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但产品创新背后基础层面的研发成果是不会有企业家愿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须要靠政府资助的各项科研项目来完成，而这一部分研发投入理应算作产业政策。
张维迎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张维迎强调，关键的两个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他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公司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就属于产业政策了。”
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林毅夫举例说，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林毅夫认为，“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有五个特征：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有效市场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林毅夫表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林毅夫表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张维迎
“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张维迎说，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林毅夫表示，“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
首先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制，张维迎对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提出的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可以预见，进行了批驳。“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张维迎说，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无耻”。“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张维迎表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张维迎表示：“林毅夫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不是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这两种观点何其相似！”张维迎认为，“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