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称，陈毅得知“七七事变”，为获得党中央的动向，主动出击，从缴获的报刊中获得党中央的“八一宣言”，主动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声明。但蒋介石采用“北和南剿”策略，加紧对南方十五个游击区围剿，斗争更加艰苦。中央分局边打边谈，发动白区地下斗争，迫蒋和谈。党中央也派人传达国共合作指示。陈毅寻找湘赣边省委，奉命传达“下山改编”指示，吃尽叛徒苦头的谭余保差点将陈毅处死。
谭余保（1899年12月－1980年1月），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洮水村）人，1926年投身革命，
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4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南下，先后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省纪委副书记，1953年任省纪委书记，后任省委副书记、书记兼党校校长等职。1963年12月，调中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中南局监察组长、中南局常委。在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
1980年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但是，刘培善等人都没见过陈毅。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游击队员们将陈毅五花大绑，捆在省委住的竹棚边。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被捆在一旁的陈毅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游击队员们坐在一片树林里，对陈毅进行公审。陈毅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
陈毅的性命，现在交给时间来决定了。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警惕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